瓦窑堡会议旧址。

　　红军西征，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打通国际路线、推动西北抗日新局面形成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宁夏地方党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革命活动。

　　“以发展求巩固”，变被动为主动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并以陕甘根据地为立足点，确立了党和红军在陕北这个中国革命大本营的落脚地。中央红军到达后，虽然壮大了革命力量，但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就全国形势而言，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5月制造“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隐患。日寇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日益高涨。针对这一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准确的判断和分析，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

　　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方针政策虽然提出，但当时党和红军的影响仅仅局限在陕北一隅，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现从主张到行动的转变。

　　就陕甘根据地外部情形而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之。在陕甘根据地周围，东有阎锡山布防于黄河东岸沿线，南有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驻扎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等驻守榆林，西南有中央军胡宗南整编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第十七军驻扎天水、秦安一线，西有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各路国民党军队多达数十万之众，对陕甘根据地形成包围钳击之势。

　　就陕甘根据地内部状况而言，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物产匮乏。要想在这一狭小、贫穷的地方筹措粮食和物资保障红军供给，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彭德怀所言：“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四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聂荣臻也说：“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

　　由此可见，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时局的重大变化，表明红军已不能够仅仅停留在陕北，必须扩大革命范围，壮大革命力量。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明确指出，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和红军本身的扩大。

　　1936年1月17日，党中央在延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发展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穷、人贫、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对陕甘苏区来说，不发展则不能巩固，要巩固，就必须发展。”这样，就确立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成为党和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要求红军积极、主动出击，变目前被动为战略主动，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格局。

　　这一战略方针的产生，是基于党中央对根据地这一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的高度重视。党中央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已经深刻认识到根据地的丧失会使红军生存发展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实现更进一步的战略方针。根据地是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

　　“经营山西”，东征受阻

　　“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确定后，接下来就是如何“以发展求巩固”的具体实现路径问题，即朝着哪一个方向“以发展求巩固”。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当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根据地巩固和红军本身扩大。毛泽东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山西。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延长会议上，正式确定实施东征战役，红军东渡黄河、进军并占领山西，巩固扩大陕甘苏区，接近绥远和外蒙，打通国际通道，实现抗日新局面。

　　1936年1月底，由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二十八军和黄河游击师。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东征命令。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的河口100余里的渡口，向国民党阎锡山部发起攻击。

　　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征红军势如破竹，令蒋介石惊恐万分。他命令陈诚为山西“剿共”总司令，调遣关麟征、商震等10个师的兵力由同蒲路向北、正太路向西，兵分两路进入山西境内，还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封锁黄河，配合作战。阎锡山迫于红军的军事压力，也改变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态度。这就使得敌我双方在山西境内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

　　鉴于这种状况，党中央决定收缩兵力，必要时回师陕甘苏区。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东征红军总指挥部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甘苏区。

　　东征战役历时75天，红军转战山西50余县，歼灭国民党军队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阎锡山把伸入到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压力；红军还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火种。

　　尽管由于在决策时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战场局势的变化导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悬殊，东征战役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但其战略决策和方针制定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实施西征，挺进甘宁

　　东征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于1936年5月8日在陕北延川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一次太相寺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在山西立足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留）”；“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修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而甘肃、宁夏“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宁”。

延川太相寺会议旧址。

　　经过讨论，决定红军主力向西发展，实施西征。5月14日，在这里召开了“第二次太相寺会议”，正式确定向西征战甘宁。

　　西征是当时形势下向外发展诸种路径中最为适宜的选择。

　　当时，红军向东发展已不可能，国民党在东线重施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手段，到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如果向东发展，势必与国民党中央军发生激战，不利于根据地和红军的壮大；向南发展也不合适，南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是争取抗日的对象。周恩来与张学良经过两次秘密会谈，已初步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正在积极促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如果向北发展，只能北渡黄河，进入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地广人稀的绥远，困难将会更多。相比之下，只有向西发展比较适宜。同时，西征还是打通国际路线的捷径。毛泽东在太相寺会议提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新局面形成。但红军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匮乏，很希望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这就需要尽快打通国际路线。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占领甘肃、宁夏，进入绥远，背靠外蒙，打通国际路线。

周恩来手稿《东征胜利与我们》。

　　1936年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决定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加上红八十一师、骑兵团和总兵站、总医院共17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

　　西征作战的目的很明确，即“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概括起来就是：巩固扩大根据地，变陕甘根据地为陕甘宁根据地；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打通国际通道，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援助；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

　　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西进，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下辖红一、二、四3个师，计8000余人；右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为主，下辖红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3个师以及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等，计9000余人。

　　5月20日前后，西征军事行动开始实施。左路军攻取环县、曲子镇，右路军攻取靖边、安边、定边。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挺进，占领甘肃、宁夏若干区域。

　　西征红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进行重大战斗20余次，除大量杀伤敌军外，俘获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相继解放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曲子、阜城、宁条粱、豫旺、盐池、靖边、定边、安边、海原、环县、华池、固原、镇原等城镇和地区，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解放区。原有苏区与新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东西长达1000余里、南北宽600余里，辖30余座县城的陕甘宁根据地。

　　从此，党中央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到抗战爆发前，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到东临黄河，南至淳化、旬邑，西邻豫旺、固原，北至府谷、横山，总面积约1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200万。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慧